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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强调：“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坚持智能化
、绿色化、融合化方向 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、质量强国
、航天强国、交通强国 、网络强国
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，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
。 ”

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，“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
”。而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主战场
，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。

2026年，“十五五”开局
。新质生产力成为核心引擎 ，技术加速迭代
，生产方式深刻变革。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，从制造到服务 ，从硬件到软件，整个产业体系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重塑 。这场重塑的根本动力
，正是新质生产力——它以创新为驱动，以质优为关键 ，正在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筋骨与动能。

新质生产力背景下
，何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？这需要我们从战略根基
、动力逻辑、存量增量 、硬件软件等多个维度，探寻这场深刻变革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路径
。

一
、现代化产业体系：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

“十五五 ”规划纲要 ，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突出位置。这一安排背后
，是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 。

纵观世界历史，大国崛起的背后 ，无不站着坚实的产业根基
。英国凭借工业革命成为近代第一个“世界工厂
”
，美国依托制造业跃升为全球霸主。没有强大的产业体系，任何现代化都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 。

中国式现代化 ，同样遵循这一规律
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
，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工业化进程。从“一五”计划156项重点工程，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；从改革开放后制造业的快速崛起 ，到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——七十余年的奋斗，为今天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。

但“基础 ”不等于“完成
”
。今天的现代化产业体系
，有着全新的内涵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明确提出，要“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” 。这一表述点出了三个关键词：

“先进制造业”是核心
。制造业是立国之本 、强国之基。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 ，但“大而不强
”的问题仍然存在 。从“制造大国”迈向“制造强国 ”
，核心在于“先进
”——技术先进、工艺先进
、模式先进。

“现代化”是方向
。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尺，而是与时俱进的过程。今天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，必须是智能化的、绿色化的 、融合化的 。数字化与制造业深度融合
，绿色低碳成为新标准，制造与服务相互渗透——这是时代赋予的新要求
。

“物质技术基础 ”是定位。这一表述将产业体系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。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“物质技术基础
” ，意味着没有它
，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楼阁；没有它，民族复兴就缺乏根基
。

正因如此 ，规划纲要在第二篇用四章篇幅
，系统部署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四大支柱：优化提升传统产业
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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。这四大支柱，既覆盖存量与增量 ，又涵盖硬件与软件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 。

新质生产力的出现
，正在为这一生态注入全新动能
。它以创新为驱动，以质优为关键 ，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生
，引领新兴产业加速成长，倒逼服务业提质升级 ，赋能基础设施迭代演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
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的过程 。

筑牢这一物质技术基础 ，中国式现代化的航船才能行稳致远
。

二
、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辩证法
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系统部署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四大支柱
，其中，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。

一是“新 ”与“旧
”的辩证关系 。

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，正在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全新动能。但新质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
，它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之上；而传统产业经过改造升级，同样可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
。这种“新”与“旧 ”的关系 ，正是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一把钥匙。

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过80%，承载着数以千万就业岗位
，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——这是历经数十年积累的“家底
”，是新兴产业无法替代的“基本盘” 。传统产业的优势不在于“旧 ” ，而在于深厚的产业积累、成熟的应用场景和稳定的市场需求
，这些正是科技创新的“试验场”和“转化器
”
。

正因如此，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将“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”置于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
”之前。这一安排绝非偶然 ，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——新质生产力必须首先作用于传统产业
，推动其有序转型和优化提升，才能保住家底 、稳住底盘 ，避免因新动能冲击导致传统产业断崖式下滑 。

二是“立”与“破 ”的辩证关系
。

新旧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
，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规划强调“因地制宜
”“稳中求进”，其精神实质是构建弹性机制 ，使动能转换在动态平衡中实现
，而非刚性的一刀切 。

在新动能尚未完全形成主导力量之前，不能急于“破 ”旧动能；在新产业尚未站稳脚跟之前 ，不能急于淘汰传统产业
。新旧之间的过渡要“软
”
、要“柔”，衔接自然
，让传统产业在改造升级中平稳承接、有序过渡。这正是“先立后破 ”原则在节奏把握上的具体要求 。

三是“硬
”与“软”的辩证关系
。

产业体系不仅包含制造业这一“硬实力 ”，还包含服务业这一“软实力”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，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；生活性服务业则直接满足民生需求
，是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。

现代化基础设施既是“硬支撑
”，也是“软连接”——交通 、能源
、水网等传统基建与信息、算力等新基建相互赋能 ，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“经脉 ”。

四者之间相互支撑：传统产业是“底盘
”
，新兴产业是“引擎”，服务业是“润滑剂 ”和“增值器
” ，基础设施是“承载平台”
。没有坚实的传统产业
，新兴产业就缺乏根基；没有新兴产业的引领，传统产业就失去方向；没有服务业的支撑 ，制造业就难以升级；没有基础设施的保障
，整个产业体系就无法运转。

四是系统推进的方法论 。

要将传统产业改造 、新兴产业培育、服务业升级
、基础设施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，统筹推进 ，形成合力
。

新质生产力不是要抛弃传统产业，而是要赋能传统产业；不是要一刀切地“破 ”
，而是要有序地“立
”；不是追求一蹴而就的“快”，而是追求行稳致远的“好 ”。

推进这一系统工程 ，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
” 。系统推进不是整齐划一
，而是要在统一的目标下，尊重各地差异、分类施策
。各地资源禀赋 、产业基础
、科研条件各不相同 ，发展路径不能简单套用单一模式
，不能一哄而上、泡沫化，更不能搞一刀切。

在“新”与“旧 ” 、“立”与“破
”
、“硬”与“软 ”的辩证统一中 ，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稳步筑强
，既保住数十年的“家底
”，又开辟未来的新局 。

三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，以巩固基本盘

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“家底”
。这个“家底 ”
，承载着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与韧性，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。

正因如此 ，“十五五
”规划纲要将“优化提升传统产业”置于“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”之前 。这一安排绝非偶然，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战略考量：新质生产力不是要抛弃传统产业
，而是要赋能传统产业，让这个“家底
”在改造升级中焕发新生
。

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 ，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
，而是从“旧质”向“新质 ”的系统跃迁。这一跃迁，沿着四个方向展开 。

一是以高端化提升价值链。

传统产业的“大而不强
” ，症结在于价值链的低端锁定
。高端化就是要推动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
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。钢铁要变成精品钢材，石化要成为一流基地 ，船舶要走向高端装备——这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
，而是产业位势的根本性跃升 。

二是以智能化重塑生产链
。

智能化不是给传统产业披上“数字外衣”，而是重构生产逻辑。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流程 ，当工业机器人替代重复劳动
，当数字孪生贯穿研发生产，整个生产体系就实现了“换脑 ”与“换血” 。这不是效率改进 ，而是生产方式的重塑
。

三是以绿色化重构竞争力。

绿色发展不是传统产业的“紧箍咒
”，而是“通行证” 。当能耗标准成为硬约束
，当清洁生产成为新常态，传统产业要么在绿色转型中获得新生 ，要么被绿色门槛挡在门外
。这不是被动应对
，而是主动重构竞争逻辑。

四是以融合化延伸产业生态 。

从“卖产品 ”到“卖服务
”，从单一制造到一体化解决方案 ，融合化打开了传统产业的想象空间
。当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
，当生产与消费直接对接，传统产业就从“工厂”变成了“平台 ” ，从“节点
”变成了“网络”。

四个方向
，指向同一个目标：让传统产业从“规模速度型 ”转向“质量效益型
”，从“旧质态”走向“新质态 ” 。保住这个“家底
” ，稳住这个“底盘”
，新质生产力才能在坚实的根基上蓬勃发展。

四 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以构筑新优势

如果说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“底盘 ” ，那么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“引擎”
。这个引擎的功率，决定着整个体系能跑多快
、能飞多高。

“十五五
”规划纲要将二者并列部署
，绝非偶然 。新兴产业是当下的增长引擎，未来产业是明天的战略先手——一个关乎“现在” ，一个决定“未来 ”
。

一是新兴产业的“支柱
”之变。

从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到“新兴支柱产业 ”
，一字之变，释放出明确信号：这些产业不再只是“潜力股
” ，而要成长为真正的“实力股” 。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 、新材料
、航空航天等
，要逐步挑起大梁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
。

这一转变的核心 ，是从“培育壮大 ”转向“支柱引领
”。当新兴产业增速足够快、增量足够大
，才能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 。

二是未来产业的“前瞻”之谋
。

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驱动，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 ，却具有颠覆性的潜力。量子科技 、生物制造、具身智能
、6G等
，被明确为未来产业的重点赛道 。

与新兴产业不同，未来产业面临双重不确定性——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
。正因如此 ，规划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，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。这本身就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：既要敢为人先
，又要防范风险；既要鼓励探索，又要允许失败 。

三是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内在关联。

二者并非割裂 ，而是相互赋能、梯度演进的连续谱
。今天的新兴产业
，源自昨天的未来产业；今天的未来产业，将成为明天的新兴支柱。

这一演进遵循着“突破—扩散—融合—重构 ”的路径 。前沿技术的突破 ，向相关领域扩散渗透
，与传统产业融合，最终重构整个产业体系
。在这一过程中 ，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。

四是因地制宜的布局原则 。

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
，要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
”
。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布局。

各地资源禀赋 、产业基础
、科研条件各不相同，发展路径不能简单套用单一模式 。既要量“产”而行 ，综合考虑产业的经济性和战略性；也要量“力 ”而行
，审慎评估要素禀赋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
。不同地区要根据自身优势选择差异化发展赛道，各展所长、错位发展 ，才能避免一哄而上 、泡沫化。

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，一个代表当下的增长极
，一个指向未来的制高点 。二者协同发力，中国经济的“引擎”才能动力澎湃
。

五
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，以支撑产业升级

如果说制造业是产业体系的“筋骨
”
，那么服务业就是“血肉”。没有血肉的附着，筋骨再强也撑不起一个完整的“人 ” 。

“十五五
”规划纲要将服务业单独成章 ，释放出明确信号：服务业不是制造业的“附属品”
，而是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。

一是生产性服务业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
。

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服务于制造业，其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。研发设计、知识产权 、科技成果转化
、检验检测认证——这些服务的质量 ，直接影响制造业的竞争力 。

正因如此
，规划纲要提出“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、现代农业融合发展水平 ”
。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“配套
”，而是深度的“耦合”：当制造企业从“卖产品 ”转向“卖服务
” ，当研发设计成为产品的核心价值
，制造业就实现了从“微笑曲线”低端向两端的攀升。

二是生活性服务业：向高品质多样化升级 。

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关系民生福祉
。养老 、托育
、健康、文旅 、家政——这些服务的品质，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。

规划纲要提出“加快补齐养老、托育
、健康等普惠服务短板 ”“培育一批生活性服务业新增长点
” 。这不仅是民生工程 ，也是发展工程
。当服务供给与消费升级形成良性循环，服务业本身就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。

三是生产与生活、制造与服务的辩证统一 。

服务业的两大板块并非彼此孤立
。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
，制造业发展为生活性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；生活性服务业释放消费潜力，消费升级反过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发展。二者相互促进 、良性循环 ，共同构成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的内在机制 。

四是服务业发展的制度保障。

规划纲要从放宽准入
、扩大开放、标准建设 、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
，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
。放宽服务领域准入，让更多优质主体参与竞争；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，吸引国际知名企业在华投资经营；加快服务标准建设
，推行优质服务承诺
、认证与标识制度。

这些制度安排，指向同一个目标：让服务业在竞争中提升质量 ，在开放中拓展空间
，在规范中赢得信任 。

服务业不是产业体系的“配角”，而是不可或缺的“主角 ”
。当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延伸 ，当生活性服务业向品质升级
，当二者与制造业深度融合，整个产业体系就有了更充沛的“血肉”支撑。

六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，以推动产业发展

如果把产业体系比作一个人，基础设施就是“经脉
”——能源管网 、交通线路
、水网系统
，是输送物质与动力的“脉”；信息通信、算力设施 、数据平台，是传递知识与智慧的“经 ” 。二者交织 ，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生命线
。

经脉不通
，筋骨再强也难以发力；经脉不畅，血肉再丰也难以为继。

“十五五
”规划将基础设施单独成章 ，正是基于这一认识：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
，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。

一是交通
、能源、水网：传统基建的迭代升级
。

交通是产业发展的动脉，能源是产业运行的动力 ，水网是产业生产的保障。规划纲要提出
，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，基本建成“八纵八横”高速铁路主通道和国家高速公路网；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 ，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；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
，增强洪涝灾害防御 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 。

这些传统基建的升级，不是为了“修路架桥 ”而修路架桥 ，而是为了更好支撑产业发展——让货物运得更快，让能源供得更稳
，让生产用水更有保障
。

二是信息、算力
、数据：新基建的适度超前。

如果说传统基建解决的是“物理联通
”，新基建解决的则是“数智赋能” 。规划提出 ，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
，深化5G、千兆光网规模部署，深入推进“东数西算 ”工程 ，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。

新基建的“适度超前
”
，不是盲目投资，而是基于产业发展的前瞻判断
。当算力成为新的生产力 ，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
，谁在基础设施上先行一步，谁就能在产业发展中抢占先机。

三是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相互赋能 。

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并非彼此替代 ，而是相互赋能
。交通基础设施的数智化升级
，让物流更智能 、更高效；能源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，让电力系统更灵活
、更可靠；水利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，让水资源调度更精准、更科学。

反过来，新基建也需要传统基建的承载 。算力中心需要稳定的电力保障
，5G基站需要通达的交通网络，数据中心需要可靠的水源支撑
。二者深度融合 ，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“经脉系统”。

四是“硬支撑 ”与“软连接
”的辩证统一 。

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强调
，基础设施要“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 ”
。这提醒我们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，不能只关注“建”的问题
，更要关注“管
”的问题；不能只追求“硬”的规模扩张，更要注重“软 ”的效能提升。安全韧性是“硬支撑
”的底线 ，运营可持续是“软连接”的关键 。

经脉通则筋骨强
。当交通 、能源
、水网等传统基建迭代升级
，当信息、算力 、数据等新基建适度超前，当“硬支撑 ”与“软连接
”形成合力 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才能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坚实底座。

七
、产业体系的“新质”跃迁

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
，从制造到服务，从硬件到软件——前六部分的论述 ，共同指向一个结论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，本身就是一场从“旧质 ”到“新质
”的系统跃迁 。

这场跃迁
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，而是脱胎换骨的重塑。

一是形态的跃迁：从“硬”到“硬软融合 ”
。

传统产业体系以制造业为绝对主体 ，服务业只是配套。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产业体系
，则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、硬件与软件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 。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，推动制造业从“卖产品
”转向“卖服务”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 ，释放内需潜力
，反过来拉动制造业升级
。基础设施也从单纯的“硬支撑 ”，升级为“硬支撑”与“软连接
”的耦合体。

二是方式的跃迁：从“旧”到“新旧共生 ” 。

新质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 ，它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之上；传统产业经过改造升级
，同样可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
。新兴产业源自昨天的未来产业，今天的未来产业又将成长为明天的新兴支柱。这种新旧共生 、梯次演进的格局 ，正是产业体系韧性所在 。不是推倒重来
，而是有序承接；不是一刀切地“破
”，而是稳步地“立”
。

三是动力的跃迁：从“要素驱动 ”到“创新驱动
”。

传统增长依赖的是土地
、资本、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，边际收益递减是铁律 。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产业体系，增长动力来自技术创新 、效率提升、结构优化
。高端化提升价值链
，智能化重塑生产链，绿色化重构竞争力——这些动力没有天花板 ，增长边界不断拓展。

四是价值的跃迁：从“量”到“质 ” 。

这是最根本的跃迁。规模扩张不再是唯一追求
，质效提升成为核心标尺
。传统产业从“大而不强
”转向“又大又强”，新兴产业从“潜力股 ”成长为“实力股
” ，服务业从“配角”升级为“主角 ”。整个产业体系的目标
，从“有没有”转向“好不好
”，从“快不快”转向“稳不稳 ” 。

形态
、方式、动力 、价值——四个维度的跃迁叠加 ，共同构成产业体系的“新质
”跃迁
。

这一跃迁的最终指向
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坚实。当传统产业焕发新生，当新兴
、未来产业动力澎湃 ，当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
，当基础设施经脉畅通，中国经济的筋骨才能更强健 ，航船才能行稳致远 。

这正是“新质”二字的深刻意涵
。（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·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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郑长忠）